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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3.3区分原则和无因原则

2020-02-14来源:财经头条

第三章:法律行为

3.1法律行为的伦理基础

3.2法律行为的概念疏证

3.3区分原则和无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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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第三节“法律行为的分类”的内容被我拆分为了三部分: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决议之区分放在了“意思表示的内容和解释”一节;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之区分放在了本节;诺成行为和要物行为、要式行为和非要式行为之区分放在了“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一节。剩余的内容即一些琐碎的概念,放在了第三章章节小结。特此说明。


一、 原则之基础


区分原则和无因原则表述着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之间的关系。

(一)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

所谓处分原则,指的是直接指向某项既存权利的法律行为。通俗的讲,就是直接使权利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是支配权行使的表现。例如动产中的交付行为,直接转移所有权。而负担行为,指的是一个人相对于一个人(或若干人)承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义务的法律行为。负担行为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某项给付义务,即产生债务关系。针对某一项交易而言,负担行为不是目的,仅仅是手段,是暂时的,它仅仅是一种物权或其他权利变动的准备阶段。

(二)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之区分,标准在于法律行为是否能与其原因相脱离,原因非为法律行为成立之要件的行为称之为无因行为。相反地,法律行为之成立与原因不可分离者,成为有因行为(要因行为)。一般来说,负担行为多为有因行为,处分行为多为无因行为。

那么,什么是此处的“因”呢?

我们知道,人虽有利他之美德,但归根结底人还是利己的。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任何人给予他人利益往往伴随着自身利益的考量。相应地,从他人处取得利益,亦需要相应的正当理由。为基于行为提供正当化说明的,即是所谓的法律原因。法律原因不同于当事人的动机或者经济目的,指的是“负担行为中双方共同形成的、为法律所认可的目的”,谓之“典型交易目的”。

典型交易目的,逻辑上一分为三。一曰清偿原因,指的是作为履行行为的处分行为旨在清偿债务;二曰负担原因,指在有偿给予之情形下,双方互负义务,分别构成多方负担义务之法律原因;三曰赠予原因,指在无偿给予之情形下,由于不存在法律上之对价,故直接以赠予原因相称。然而赠予原因直接作为无偿给予之正当化理由难免循环论证,为补其救,实证法上或者以赠予为要式行为,以法定形式弥补原因缺陷。或者赋予未具备法定形式之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以消解赠予允诺对于赠予人的拘束力。

二、 区分原则


因履行债法义务而变动物权时,变动物权的法律行为与设定债法义务的法律行为相互分离,彼此独立。后者称债权行为,前者称物权行为。此之谓“分离原则”。法律规范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部分组成,分离原则的意义也可以作此两层理解:其一,效果分离,即法律行为之债法效果与物法效果相分离;其二,要件分离,即产生债法效力者与产生物法效力者分属两项相互独立的法律行为,各有其构成要件。区分原则是大陆法系物债二分法和一物一权主义之逻辑必然。

分离原则下,即便是日常的即时买卖,亦至少包括三项法律行为:买卖契约、标的物所有权让与及价金所有权让与。批评因而经常在于,此等人为的复杂化局面,与当事人生活观念严重不符,难以为外行所理解,从而导致法律疏离生活。的确,从表面上看,在即时交易的情形下,瞬间完成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像就是一件事,很难让法律外行看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之区分。但一旦把时间拉长,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之间的界限即相应地变得明晰。(见《读书|物权行为理论研究》)如苏永钦教授所言:“分离主义不仅未与现实生活相脱离,当交易形态越来越多样化,因距离而保留交易弹性的需求也增加以后,分离主义反而比所有权当然随买卖合意而移转的合一主义更贴近生活。”

三、 无因原则


无因原则也称抽象原则,指的是法律行为之效力不受其原因的限制。抽象原则可区分为内部抽象与外部抽象:外部抽象,亦称为狭义抽象原则,指的是处分行为的效力不受负担行为的影响。进一步说,即处分行为是否有效或者存在何种效力瑕疵,须就自身而作判断;作为原因行为的负担行为无论有效与否,均不对处分行为构成影响。我们通常说的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指的就是这种理解。内部抽象,即内容抽象,是指处分行为的内容抽象于原因行为的目的合意之外,原因行为有关履行目的的合意不进入处分行为内部,不构成其内容。这种意义上的抽象原则其实包含了分离原则的涵义。

采无因原则有利于理清法律关系,捋顺法律效果。其实际意义集中体现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效力不一之情形。包括两方面:其一,负担行为有效而处分行为无效;其二,负担行为无效而处分行为有效。

在一之情形,负担行为有效而处分行为无效。此时权利受让人不能依无效的处分行为获得所有权,处分人得依所有人之身份请求返还。然而,由于负担行为有效,处分人的返还请求权实现后,依然负有将所有权移转于对方之义务。那么这一番周折意义何在呢?

朱庆育教授认为意义集中体现在三点:首先,当事人不得借助无效法律行为变动权利。既然处分行为无效,如果不负予处分人返还请求权,无异于表明权利变动时相对人尽可恶意欺诈、非法胁迫无妨,也表明处分人意志自由是否遭到不法侵扰,判断能力是否健全,对于权力变动无关紧要。这显然与私法自治的理念背道而驰。其次,处分人的返还请求权实现后,固然依旧负有向对方移转所有权之义务,但再次履行义务时,处分人重新获得处分自由,因而既可选择将所有权移转于他人、亦可向对方履行义务时考虑履行抗辩权的行使,若是行为能力欠缺,还未法定代理人的介入提供渠道等等。最后,若受让人再次让与标的物,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第三人除非满足善意取得的要件,否则将受到原权利人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之追及。

在二之情形下,负担行为无效而处分行为有效。依抽象原则,权利变动的有效性与原因行为无关,因而虽然负担行为无效,却不妨碍所有权移转。这制造了一道“规范裂痕”:当事人所履行的,是无效的负担行为,所有权却因此丧失,正当性何在?修复该裂痕的,是不当得利制度。申言之,一方面,处分行为之效力虽然抽象于原因行为之外,但另一方面,原因给了当事人典型交易目的,处分行为正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实施。目的不复存在,利益之给予便不再有正当性。为此,权利受让人虽然依有效的处分行为获得利益,但因不具有正当原因,不得保有,应当返还。其请求返还的请求权基础即不当得利,且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一类重要形态——非债清偿。如王泽鉴教授所言:“基于给付行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具有调节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而生的财产变动的特殊规范功能。”

在二之情形下,第三人的介入使得有因原则和无因原则的区分更加明显。依有因原则,负担行为无效其处分行为因负担行为无效而无效,故相对人对于第三人之让与属于无权处分。除非原权利人追认或者满足善意取得之要件,第三人不能取得所有权,原权利人之返还请求权可及于第三人。相反,依无因原则,相对人再次让与为有权处分,此时原权利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仅仅及于相对人,第三人与原权利人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所取得的所有权不受追夺。从逻辑言,无因原则更符合逻辑。因为负担行为所确立的债权属于相对权,效力仅及于特定的相对人。有因原则使得负担行为的无效后果透过处分行为而及于第三人,显然有违债的相对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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