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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小常识 ┃ 儒家学派之阳明学派

2019-11-25来源:苏州汽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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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又名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大儒王守仁,因其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该学派为阳明学派。

 

王守仁(1472—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该学派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后分化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阳明学派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一个著名流派,其学说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其中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

 


阳明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

 


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稍晚一些的李贽评“阳明先生在江西与孙、许同时,则为江西三忠臣。先生又与胡端敏、孙忠烈同举乡荐,曾闻夜半时有巨人文场东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见,则在浙江又为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时有一朝廷,若不见有朝廷为胡虏所留者。举朝晏然,三边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无有,此则于少保之勋千载所不可诬也。若英宗北狩,杨善徒手片言单词,欢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以余观之,古唯厮养卒,今仅有杨善耳。吁!以善视养卒,则养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则先生与于与杨又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呜呼!天生先生岂易也耶!在江西为三大忠,在浙江为三大人,在今古为三大功,而况理学又足继孔圣之统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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